省委巡视组视察我市亮点工作和亮点工程

严格说，现行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是背离人本发展观的，不仅表现在企业人员工资不做抵扣处理，忽视人的价值，而且表现在缺乏有效的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政府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更表现在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现代文明治税原则至今没有实现制度性的嵌入。

罗尔斯的《正义论》的两个正义原则：一个平等自由原则（关涉政治的），即张三拥有的基本自由体系，李四有拥有像类似的自由体系的平等权利。（2）水库模型（政府视角——源流税收）相对于拉车模型，水库模型更多的是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而提出来的。

3、当公职员基于股东的身份时，对实业行为（职业经理人）的监督有利于促进实业的发展面向股东权益的增值。因此在守法的前提下与人为善，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原则。2、适合于受益人的收益体系的优化。因此，困境在于：两个支点的距离逐渐靠拢，并且它们的结构也逐渐趋向三角形支点的结构，从而导致了财富两极分化，即出现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公职员对社会公共产品——社会机制（法律、制度以及公共设备）与社会资产（在这里主要涉及社会资产的再生产、再次分配）——的管理，并是在全民监督条件下运行。

这两个思路，和唯物与唯心一样，是两种对立的理论倾向，但是这个对立只限于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能有意义。要职者对受益人的信托的不作为，受益人对要职者的失职的不在场。经济改革是实现长期中等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

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实际上，内需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社会抗议运动不断，城市工人罢工和各种抗议形式（包括自杀），是对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的反应。这些改革就是为了减少政府的干预，强化市场的作用。

政府官员（或者小社会），一直在享受着特殊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直到2003年，中国一半以上的居民还没有医疗保险。

首先，行政预算的透明化。因为教育资源在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均，中国社会呈现出封闭性。比如，政府给教育科研专项拨款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补贴，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不在申请方的身份、地域、所有制加以限制。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钱越多，公共服务就越好。

大部制改革之后，政府规模并没有缩小。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政府的转型过程。因此，必须把重点转移到体制的改革上。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

保持社会的流动性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方面。人们把新自由主义简化成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

在台湾和香港，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和政府方面的社会政策。在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改进能力、特有的企业终生雇佣制度、政府方面的工资倍增计划等因素，很快促成了中产阶级的成长。

同时，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确立还必须考虑到效率。社会政策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在很多时候，人们所面临的往往不是钱的多少，而是钱如何用的问题。近年来，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就是建立大部制的改革。当然，这不仅仅是教育，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包括国有企业、政府等等。今天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欧洲。

不过，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政策因素尽管仍然重要，也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其对经济增长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在下滑。而这两方因素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

要实现可持续的和健康的发展，社会政策必须注重这些细节。再者，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确立也有助于基本社会公平的实现。

可持续的中等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依靠经济结构的平衡。社会的不公平和低职业伦理往往是同时存在的。

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提倡过或者承认过教育的产业化，实际上，教育产业化成为应付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行政经济。这里，人们首先要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从而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区分开来。在中国的环境中，体制的改革包括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面。

东亚经验可供参考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可以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经济改革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即结构层面、体制层面和政策层面。

大部制改革的下一步就是要向社会分权。鉴于欧洲的经验，政府往往先发制人，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

不难看到，这些东亚经济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造就了经济奇迹，而且也造就了社会奇迹，即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而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自由主义首先进入医疗领域，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其主体医院、医生、制药商成为暴富者。如何保持社会的开放性，也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经济改革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从计划导向转型到市场导向。

社会公平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很明显，但往往被忽视。民众为应付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座大山, 尽量存钱, 不敢消费。

正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放小政策和中小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政府功能的民营化也同样会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么多年来，因为没有把重点放在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上，而是放在财政投入上，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的腐败。

在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的强有力的抵制。投入越大，腐败越严重。